孙开俊：42岁，重庆市丰都县十直镇红花村农民，个体经营户，十直镇人大代表。
孙开俊，一位农民个体户，用卖鸡蛋、鸭蛋和做生意积攒的钱，与形形色色的“行政作假”行为进行了十四年斗争。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０日，他被群众增选为重庆市丰都县十直镇人大代表。
 
受托采访人：《公民导刊》记者 洪丰 受托采访人：21世纪人才报《重庆周刊》记者 李伟
作为农民的孙开俊爱出头管“闲”事并非始于今日。１９９３年，为减轻９元钱的农民负担，他申请行政复议后得到满意结果；１９９６年，为假种子坑农事件，他将卖假种者起诉到法院，法院最终判决赔偿受害农户种子款；２００１年，因十直镇政府收取国家已明令取消的屠宰税，他向有关方面举报后，此事被查处……
孙开俊说，政府部门不作为，或走走过场“假作为”，或者假借政府之名，谋求部门和个人的利益，都是行政行为作假，因此必须“行政打假”，只有这样才能督促政府依法行政。
“行政作假，我看不惯”
《声音》周刊：你是个体户，为什么要对政府进行“行政打假”呢？
孙开俊：我在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中，发现有些行政机关以“红头文件”的形式，随意设置行政审批，以加强管理为由，巧立名目向群众收取国家已明令取消的费用。２００３年９月，我就收到过重庆市丰都县农业局的一份通知，通知要求每个种子经营户交纳４００元，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和培训学习。然而，根据《种子法》，个体户不是种子经营的主体，经营种子只是一种代销行为，没有必要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不仅如此，县农业局还向外来种子经营户收取所谓的“新品种展示费”，每个品种收取５００元。
在政府有关部门查处乱收费的过程中，县农业局竟然公开作假，明明全县大多数种子经营户都被收了费，但他们在给有关部门的报告中却说，只多收了４个人的费用。在后来清退乱收费时，农业局同样作假，从经营户那里把收据收去，然后打了一个欠条给经营户，而钱并没有真正退到经营户手中。
乱许可、乱收费或光收钱不服务，即便是服务也是打了“折扣”，搞形式主义，走过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作假行为，违反法律。虽然我是一个个体户，但我看不惯这种做法。老百姓本来是相信政府的，可由于政府一些部门的“作假”，大家意见很大，对政府也就不那么相信了。我是镇人大代表，许多群众向我反映这些事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反映群众的意见，有责任对违法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制止政府的违法行为。
《声音》周刊：你是什么时候当选人大代表的，你当选人大代表与“行政打假”有关系吗？
孙开俊：我是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０日当选为镇人大代表的。１９９２年，就有选民要选我当人大代表。以后几届镇人大代表选举，我都不是正式候选人，但仍有不少选民要选我，由于我告政府乱收费、乱摊派，得罪了某些人，在选举的时候，他们就从中作梗。２００１年的选举，我也不是正式候选人，是很多选民直接在选票上的另选他人一栏填了我的名字。我想，既然群众选了我、相信我，我就应该为他们做一些事。损人害人的事情不管是个人做的还是机关单位做的，只要损害了大家的利益，我就要讨个“说法”。我想我的打假行为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行政打假很难，少有人理解、支持”
《声音》周刊：还记得第一次“行政打假”是什么时间，什么事吗？结果如何？
孙开俊：我第一次“行政打假”是在１９９０年。１９８３年以来，全省（当时是四川省）各乡镇人民政府都在大张旗鼓地开办法制学习班，凡是党政部门领导认为谁有问题，就让治安员抓去接受法制教育，并收取每人３０元至５０元的学习费，每天还要加收５元至１０元的看门人的工资。我在１９９０年９月和１９９１年１０月也被以拖欠税费为由抓去，亲身体验了所谓的“学习班”。里面除了睡觉的稻草外什么也没有，也根本没人来上课，只要把学习费交了就放人了事，这明明是非法拘禁！出来后我不断上访，但没个结果。无奈，我就起诉到丰都法院。丰都法院先是既不说受理也不说不受理，敷衍了事。我就把丰都法院当成被告，告到涪陵地区中级法院。涪陵中院敦促丰都法院受理后，丰都法院却迟迟不开庭。我又告丰都法院不开庭，上级法院又督促丰都法院开庭。最后，丰都法院判我败诉，称开办学习班是乡镇人民政府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其行为是正当的、合法的。我不服，上诉到涪陵地区中级法院，又因为交不起５０元的上诉费，被按自动撤诉处理。但我并没放弃，不断向各级有关部门直到中央反映。结果中央在１９９３年初终于下发文件，要求在农村中不得开办学习班。第一次“行政打假”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声音》周刊：打假之初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的难处，现实与你的想像有多大距离？
孙开俊：第一次历时三年的“行政打假”可以说让我尝尽了苦头。当时只是为了讨个“说法”，觉得被关学习班冤枉。但没想到就是这个小小的申冤，挨了那么长时间，耗费了不少精力。
《声音》周刊：打假难，“行政打假”就更难了，十几年的打假经历最难的是哪一次？
孙开俊：是２００２年那次，到现在也没有结束。起因是丰都县农业局扣押我代销的水稻品种，并予以处罚。我不服，起诉到法院。经过两次行政复议、两级庭审，现在已经申诉到重庆市检察院。关于这次打假，我虽然觉得理直气壮，但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个最终结果。
《声音》周刊：有人称你是“孤独的打假者”，是这样的吗？“行政打假”为什么这样难？
孙开俊：“行政打假”的确很难，而且少有人理解，少有人支持，包括我的亲戚朋友，都躲着我，怕我给他们添麻烦。“行政打假”要重证据，但收集证据很困难，许多人迫于压力，不愿提供。我在收集县农业局乱收费的证据的过程中，找到十多家种子经营户，对方均承认办了种子经营许可证，也缴了４００元，但就是不给我看收据，有的人还说我是“多管闲事”，有的人把我撵出门。一次，我找到已经办理了种子经营许可证的个体户付某，他说是怕报复，也不愿提供证据。一番软磨硬抗，他后来同意我复印收据，但要我写下保证书，我的保证书是这样写的：“我以人大代表的名义，借用付某的种子经营许可证和县农业局出具的收费单据，保证将４００元钱如数退回，如果今后农业、工商税务等部门来找麻烦，我负全部责任。如果打官司，我帮忙打到底。”
除了收集证据难外，由于身处农村，信息不灵，寻找法律法规、文件也很难。“行政打假”不能乱打，要依法进行，我到政府有关部门去找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文件，往往会遇到很多阻力，有的推三阻四，有的干脆拒绝。另外，费用也是一个难题。
《声音》周刊：你“行政打假”一次的费用是多少，费用从哪里来？
孙开俊：一次打假最少要花费十几元，多的有几千元。这些费用全是自己出。以前靠卖鸡蛋和鸭蛋积攒的一些钱，后来靠做生意赚钱。
“政府真正依法行政，行政造假就会绝迹”
《声音》周刊：当地人是怎么看你的打假行为的？据说你的家门口有这么两行字：“人民代表孙开俊征集群众意见、人民代表孙开俊征集行政打假线索”。效果怎样？你的打假行为对周围的村民有无影响？
孙开俊：许多群众说我是“打假英雄”，帮助他们维护了权益。但也有人说我很“刁”，是个“扯皮”的人，专找政府的麻烦，抓住一点点事情不放，到处告状，还有的执法人员当面说我不够人大代表的资格。对于我来说，我既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是什么“刁民”，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
在我的住处，每天都有群众来向我反映情况。现在，在农村懂法律又敢说话的农民还不多。我个人的力量有限，村民维权意识的增强要靠多方面的努力。通过我的“行政打假”，特别是打假成功后，群众得到了实惠，他们的信心就更足了。以前我在取证时，往往得不到理解，现在有不少人主动向我反映情况。老百姓在减轻负担的同时，对政府的信任度就会越来越高。
《声音》周刊：在你的打假中成功有多少，失败有多少，为什么会失败？
孙开俊：这个，没有计算过。印象中我从没输过，这可能与我懂得一些法律知识有关，以前我在镇法律服务所工作过。每一次打假我都非常慎重，首先我要了解有关的法律法规，并收集到充足的证据才进行。法律是“行政打假”的最好武器。
《声音》周刊：你认为如何才能使行政造假绝迹？你告过多少政府部门，有无打击报复？
孙开俊：现在讲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如果我们大家一起来监督政府，使政府真正依法行政，那么行政造假就会绝迹。我告过十余家政府部门，包括乡镇、县级等，也遭遇过打击报复，但只要有理、依法，我就不怕。
《声音》周刊：假如今后不当人大代表，还继续打假吗？
孙开俊：当然会。我不可能永远当人大代表，但我是一个公民，公民同样有责任监督政府。我把别人打牌的时间用在“打假”上，甚至把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当做一种生活的乐趣。
我希望自己无假可打。但，只要我身边的行政造假行为被我发现，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坚持打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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