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假种案告破

3月21日上午，一人急匆匆地走进了辽宁省种子管理局执法监督处办公室，这人是铁岭某种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这人见到值班人员还未来得及打招呼，就从包里边取东西边说：“有人冒充我们公司的牌子销售假种子！”说着他拿出了从辽宁省法库县冯贝堡乡农技站买的假种子及包装和他们公司经销的真种子及包装。当时在执法监督处值班的一位负责人向记者回忆，从举报人拿来的真假玉米种子的包装看，凭肉眼几乎辨别不出真伪。这位负责人把种子抓在手里一看，假种子成色不一，颗粒大小也不规则，凭他多年的经验，断定这就是假种子。但光凭直觉是不够的，他忙把种子拿到种子检测中心进行检测。很快结果出来了，种子是假的，包装袋的防伪标识、商标等全是仿冒的。

这位负责人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局里作了汇报。辽宁省种子管理局领导立即召集相关执法人员研究行动决策，经分析认为，这一假种子仿真度这样高，又是从农技推广站买的，应该不是一起小商小贩销售假种子的行为，数目肯定小不了，涉及到的关系也许不是那么简单。“不管牵涉到谁，一定要一竿子插到底！”局领导当即决定，并邀请了公安局经警大队的警察参与，亲自带队赶赴冯贝堡乡农技站。

执法大队一到达冯贝堡乡农技站就控制了农技站的人员，农技站站长得知事情败露，没等执法人员说话，已是满脸恐惧。执法人员发现该农技站营业执照、代销许可证齐全，又检查他们经营的种子，见放在柜台上的种子不是假的。执法人员愣了，“是举报有误，还是走漏了风声，藏起来了？”“要是这批种子查不出来，很可能会流到农民手中，其危害非同小可。”执法人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寻思着、猜测着。

“继续搜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和任何一点线索！”辽宁省种子管理局领导下达命令。果不其然，在这个农技站的秘密仓库里发现了5公斤装的假玉米种子564袋，55公斤编织袋盛装的、尚未包装的种子95袋，共计8045公斤，制假用台式封包机一台，计量秤两台，假冒包装袋14捆、1400条。 

原来这个乡农技站站长为了蒙蔽农民和逃避检查，他从正常渠道购进真实包装种子1000公斤，只拿出少量的摆上柜台作为样品供购种农民选看，然后把仿冒包装的假种子出售给农民，牟取暴利。这批假种子是他去冬今春，用极低的价格收购来未经检验的种子，然后假冒铁岭市某种业有限公司名牌玉米种子，使用假包装、假标签，以每公斤10.6元的高价卖给农民。“好在发现得早，这批种子卖出去的不多。”那位负责人向记者作了个推算，要是这批种子不及时发现，可种植5000亩，按每亩减产100公斤计算，可造成粮食减产50万公斤以上。

制售假种子事件不只是辽宁省所特有，近年来较为普遍，有的对农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东北尤为突出。2004年，一批假大豆种子给吉林省东辽、东丰、榆树、磐石等四个市县的许多农户造成减产减收，往年每亩能收250公斤左右的吉育47号大豆，2004年只收了50多公斤。经调查，这批种子共造成11218户农民63309.8亩大豆减产。经专家鉴定，这批种子是假种子。

黑龙江也同样受到了假种子的袭击。2003年2月，黑龙江通河县乌鸦泡镇联合村、韩乡村、依山村、柞树村高志双等90名农民购买了“五选一号”水稻种子。所购种子外包装均注明“五选一号”，包装袋内种子标签也是“五选一号”。开始时，幼苗的长势良好，但到了水稻生长期便出现叶红斑。到了水稻成熟期，高志双等90人种植的“五选一号”水稻1706.3亩竟全部绝产。经核实，损失近80万元。

不仅仅东北受到了假种子袭击，截止到1月18日，山西省种子管理部门没收假劣种子7.2万公斤。还有河南明星企业假种子坑农、河北的假棉种案、广东假蔬菜种子等等。

假种子何以流入农民手中

农技站是国家规定有资格代销种子的单位。辽宁省种子管理局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多年来，农民相信农技站，农民不会怀疑农技站会售假，农技站售假是很容易卖出去的。”

上面提到的吉林造成2004年大豆减产的假吉育47号种子，也正是由当地农业技术推广站卖给农民们的。

由于广泛宣传，近年来农民一般都不会从非正规单位买种子，从查获的假种子案看几乎所有假种子都是通过正规渠道销售给农民的。

辽宁省假玉米种子案经媒体曝光后，在当地影响很大，农民不知道该在哪里买种子了。“要我们不要从非正规渠道买种子，而现在正规渠道也卖假种子，我们到哪里买种子？”记者在冯贝堡乡采访时，一农民满脸迷茫地问记者。

一个小小的乡农技站何以敢把上万斤的假种子冒充名牌种子出售？冯贝堡乡农技站的站长面对记者的提问坦率而直接：“我是利欲熏心！”“利欲熏心”从这位站长主观上来说不假，但客观上有实现其利欲熏心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客观条件，不管他“利欲”多么“熏心”，也不敢轻易这么做的。

冯贝堡乡农技站附近一小卖铺的老板，他家也种地，对卖假种子深恶痛绝。他告诉记者，“除了这次外，平时几乎没有看见有人来检查过。要是平时隔三差五有人来检查，他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弄那么多假种子来卖！”没有人常来检查，老百姓对假种子根本就分辨不出来，即使种到地里也不一定发现，因为卖的种子，同样能发芽结籽，只不过产量低罢了。卖假种子的就存在着侥幸心理，“产量低农民会认为是雨水或病虫害的影响，不一定就有人怪罪到种子。”

提到对假种子的查处，辽宁省种子管理局的这位负责人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原因是执法经费财政拨款严重不足，“就说上次查处冯贝堡乡的假玉米种子案，车不够还得领导出面借车。”省种子管理局虽有一辆执法车，但油钱没处报销，还得执法人员自己掏钱买油。别的单位是公车私用，而辽宁省种子管理局大多是私车公用、借车公用。作为省种子管理局尚且如此，县种子管理站经费紧张就可想而知了，“许多地方连工资也发不起，更不说车了。”“当然困难不是理由，我们领导的说法是‘有举报必须查处，不管有多大困难，没车借车，坐公共汽车也要去。’”“仅玉米种子全省就有上亿公斤，还不说其他种子，别人制假售假都现代化了，而我们执法设备跟不上，就很难对制假售假进行有效打击。”

这次假种子事件，对冯贝堡乡农技站站长的处罚也就是没收假种子，罚款、撤职。“这也太轻了点！”冯贝堡乡一位教师模样的人告诉记者，这样的处罚对经销假种子根本没有威慑力。

对制售假种子的当事人处罚偏轻，这的确是当前假种子能通过正规渠道泛滥的主要原因。上述提到的涉嫌吉林省的假大豆案的联成公司虽被立案调查，但是，联成公司至今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也只有部分地区的农民得到了赔偿，但大部分买了假种子的农民还没有得到一个说法。

假种子的危害还不仅仅是经济损失。2002年5月，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兰西县农妇张凤的带动下，绥化市兰西县100余户农民购买了“丰神牌”、“丰度牌”西瓜子500余盒，所有西瓜子均由“兰西县大业种苗有限公司”生产，但西瓜子下地3个月后竟然颗粒无收。2002年8月24日，张凤感到对不起乡亲，喝农药自杀。

“制售假种子所带来的危害及其所受到的惩罚有时是显得有点不对称，纵容了制假售假者。现在是法制社会，要依法办事，以我们这次查获的冯贝堡乡的假玉米案为例,”辽宁省种子管理局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有关法律，冯贝堡乡销售假种子案的当事人，涉案金额也只能按其销售的种子金额计算，8000多公斤也就几万元，没有造成后果（没有种到地里去）是判不了刑的，也只能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撤职罢了。当然此案还没有结束，具体对该案当事人怎样判决是司法部门的事。

声音：法律空泛监管乏力

冯贝堡乡某村的一位村长对该乡农技站销售假玉米种子也是恨得咬牙切齿，“对农技站售假应该严惩，应该以他们销售种子所能带来的潜在危害来量刑，他们（售假）对农民的危害比社会上一般小商小贩售假危害更大，因为老百姓信他们。”

农作物种子的假劣不同于其他商品，农民一旦受其所害，一年的血汗就会白流，损失无法挽回，直接危及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社会学者毕书芳多年从事“三农”问题研究，她告诉记者，“对制售假种子行为的处罚不能等同于一般性的制售伪劣商品行为，而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重打击。司法解释上可考虑从销售假种子所带来的潜在危害和社会影响来惩处。”如果把制售假种子行为混同于制售假冒日常生活用品的行为，查获后只是作罚款一类无关痛痒的处理，甚至只是嘴上喊打而无坚决有力的实际行动，那制售假种子者就会肆意妄为，屡屡作案。

假种子之所以泛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有关法律规定宽泛，具体可操作性不强。”毕分析认为，如2000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虽然种子打假有了明确依据，但从农民遭遇的实际情况来看，法律对有关售种主体的规定仍显宽泛，对有关责任主体如何承担制售假种的责任未明确规定。这就造成了对制售假种子者打击不力，人为变通范围较大。

对种子监管执法经费投入偏低，也是假种子泛滥的一重要因素，执法经费是有效打击制售假种子的重要保障。“国家财政一定要加大对种子监管执法的经费投入，执法经费不足，就相当于打仗没有武器弹药一样。”辽宁省种子管理局一位负责人呼吁。

就在记者刚走进辽宁省种子管理局一位负责人的办公室时，这位负责人正在接待因买了假种子索赔无门而上访的农民。这位负责人耐心地接待了这位上访者，并打电话进行协调。但愿这位负责人的协调有效，这位农民能顺利得到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