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不是一般事件，农村里这种事情太多了。化肥有假的，种子有假的，假冒伪劣产品似乎偏爱农村。”在前来北京开会的飞机上，乐寿长委员此言一出，立刻引起共鸣，唐浩明、王沛清等委员都表示赞成。

　　“年年‘三下乡’，而假冒伪劣产品下乡，却很少有人管。”乐寿长委员分析说，其原因就在于一是长期以来市场建设重城轻乡，政府投入向城市倾斜，导致多数农村市场基础设施薄弱，商品流通体系落后。农村商品流通仍然是以个体户小卖店和流动性的集贸市场为主，无法在流通环节对商品质量把关，“因此农村无照无证经营比较多，消费者权益容易受到损害。”二是监管体系不健全，市场治理也是重城轻乡，农村打假几乎是一片空白。三是农民购买力有限，为假冒伪劣产品大行其道提供了温床。四是农民普遍缺乏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维权意识更是薄弱，维权成本高。五是地方保护主义作祟，有的地方政府甚至采取纵容庇护的态度。

　　“这牵涉到数亿人的身心健康，牵涉到农村的长远发展，牵涉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否构建。”乐寿长委员说，事情看似小事，但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问题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

　　假冒伪劣产品何时“少下乡”，甚至不下乡？乐寿长委员提出，首先各级政府要提高认识，增强紧迫感，制止假冒产品下乡是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二是要加大投入，着力加强农村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流通领域的网络和设施建设，城市里有实力的连锁商业企业应向农村延伸；三是要强化监管，加大对农村违法经营者的惩处力度；四是要加强培训，提高识别真伪的能力，要在科技、文化、卫生下乡活动中增加，增加“三下乡”强度，通过培训、宣传等方式增强农民法律意识；五是要健全组织，切实维护农村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协会应向农村延伸，还可考虑建立“小额纠纷裁判法庭”；六是要严肃法纪，坚决纠正和查处地方保护主义。

　　“最根本的，还是要靠科技兴农，增加农民收入。这样，许多假冒产品自然无人问津。”乐寿长委员不忘借助科技之力，“收入提高了，便宜货也就少买，甚至不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