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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农政策的“代数学”

  农村工作通讯 李文学  

列宁在评价19世纪俄国民主主义思想家赫尔岑的伟大功绩时,说他充分领会了黑格尔的辨证法,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从而使他达到了伟大思想家的水平。中国共产党人在指导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特别是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中,将支农政策作为发展的杠杆,用于提高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且政策投入的乘数效果明显。用数学模型解析现行的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强的一系列支农政策,我们会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代数”关系。因此可以推理:支农政策是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代数学”。

经济政策是社会科学的范畴,很难用数学中的绝对值去评价、去计量。但是,这种评价和计量的难度,并不标明这种关系的不对称性。而一旦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经济政策有可能数理化的性质,它与经济效果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算数关系,而是一种具有乘数效应的函数关系。这种“乘数效应”的函数关系对人们常说的“政策的威力无可估量”,作出了客观的理性的诠释。

在已经过去的2004年,是农业的辉煌一年,也是农业经济政策的乘数效应最明显的一年。具权威部门的统计,2004年对农民实行的“两减免”、“三补贴”政策,即减免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对种粮实行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购置大中型农机具补贴,使农民共计得到了451亿元的实惠,按全国7.8亿农民计算,人均所得57.8元。从数值上看,这57.8元的所得仅占2004年农民人均收入的1.98%,但是,由它所起到的乘数作用,却是用绝对值无法计算的。由于它强有力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让撂荒地复耕,扩大粮食播种面积,提高复种指数,加大物质和科技投入,进行精耕细作,再有其他各项措施和天气的配合,使得粮食比上年增长340亿公斤,仅此拉动农民收入比上年增加2.1个百分点。又由于粮业带百业,增粮给运输、加工、仓贮、内外贸易等各行各业增加了进一步发展的介质,进而带动城乡市场的繁荣,促进整体经济形势锦上添花。

进一步拓宽研究问题的领域,从政治以及社会范畴来分析支农政策的“乘数效应”,也可窥一斑而见全豹。第一,粮食和其他大宗农产品供给能力的增强,会推动中央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济困第一系列战略措施的进一步落实,为农村兴办各项公益事业,奠定物质基础。第二,取消了“皇粮国税”,老百姓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共产党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看到了党和政府真正“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坚固了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第三,政策使农民减负增收,强筋壮骨,转变观念,提高素质,增强技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第一生产力——人的自身能力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第四,减免“两税”,从思想上和工作压力上大幅度地“解放”了乡村两级干部,使他们由过去的农民“对立面”转变为支持农民发展生产,为农民排忧解难的朋友,过去积累多年的干群矛盾迎刃而解。第五,原粮增产,粮食产业链延长,粮食经济得到发展,使农业这条国民经济的“短腿”补长;农业同工业及其他产业协调发展,农村与城镇建设齐头并进,农民与市民共享财政的阳光,将有利于营造一个城市与乡村、经济与政治、生产与生活和谐发展的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由此可见,支农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效应抑或说是“乘数”,莫不如说是“乘方”。

支农政策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乘数”效应,不是仅此体现在2004年,而是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这种“乘数”效应,也不单纯来源于投入政策,还来源于凡具有调整生产关系性质的一切涉农政策。与物质投入相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体制和制度性政策的“乘数”效应更大更明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多项改革的推进,使粮食的总产量连续登上了3500亿公斤、4000亿公斤、4500亿公斤、5000亿公斤四个大台阶,一举挫破曾被美国罗斯福“中国历届政府都难以解决吃饭问题”的预言。尔后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使农业很快从传统的种植业走上多种经营,农产品流通和市场开发步步深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中国的农业从田野走向世界。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变化的历史,同时就是一部运用支农政策这个杠杆启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社会进步的历史。设问:是什么力量使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答案应该是:政策的力量。

在这组由农业生产效果等于政策、基本生产条件、物质投入等诸要素的代数式中,因为政策与客观情况和生产者积极性相关联,当此项出现“负”值时,就会因为“正”乘“负”得负的代数原理而严重影响到生产效果。导致出现“负”值的基因是政策不符合客观实际。如果这是一项物质投入政策,结果就必然是投入报酬递减,这种行为就是生产的“不经济”。

支农政策的“代数学”原理告诉我们,政策是影响农业生产效果的重要因素,且这种因素具有“乘数”效应;把政策标识量化,会有正与负之分;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应从客观实际出发去选择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的乘数效应,解好政策“代数学”这道难题。□

(作者系中国农村杂志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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