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央财政也将拨出巨额资金支持新农村建设。但是，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决定了新农村建设不是一成不变的模式。如何避免新农村建设流于形式，成为新的政绩工程？日前，在由首都青年编辑记者协会主办、创维集团协办的“多元结构下的新农村建设”研讨会上，多名专家阐述了自己最新的观点，并与40多家主流新闻媒体的负责人和记者进行了热烈的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张鸣提出，乡村自治必须有两个东西，一个有组织资源，第二有话语体系。他认为，我们现在给农民提供一些自治资源，但很多地方往往还按照过去的方式进行管理。中国的投资环境，国外看重的是两点，一个是劳动力供给无限，工资低廉，第二你没有工会、地方政府保护资本。我们可以批判，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有些问题不可避免，这也没有办法。如果想改善农民的处境，目前来说，最好的方式要使他能够比较通畅的跟城市跟城里人做交易，不要老是驱赶人家，给他们提供一些便利，因为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主要依赖于与城里人的交易。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说，新农村建设，最好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建立在农民需求的基础上，有农民的参与，不求形式，但求实质性的改善。比如一个村子，不能喝上清洁的饮用水，改变它的水源可能用不了多少钱，但是很可能是解决了整个村子的疾病问题。新农村建设，农民是主体。如果说农民是主体，下一句话，主体的最基本问题是全民的问题。
他说，我们今天的三农问题，是发生在一个什么大的背景下的？最突出的是城乡差距的问题，城市已经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农村的主体仍然徘徊在生活必需品的时代。最近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中科院成立的一个小组，研究城乡收入的差距，算出的结果是4.9倍，然后在按照原来说6倍的那个口径，就是把福利、设施建设的投资等等都算上去，是8倍以上，世界上平均是多少呢？城乡差距是1.5倍，仅次于中国城乡差距的第二个国家是多少呢？3倍。这个国家是个非洲国家，我记不清是哪个国家了。这8倍收入的差距使得这两部分人大体上可以说处在两个不同时代，两个不同世界，但却要面对同样一个市场，面对同样一个价格，这个是非常严峻的情况。
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孙立平认为，体现了一种新的思路。就是用农业发展可以解决一部分，一元钱初级农产品，在美国增加的附加值是3.72元，一块钱初级的农产品，经过美国人加工以后可以卖4.72元。中国的附加值是多少？
是3毛8，一块钱初级产品，最后能卖1.38元，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差距，增加这种附加值，至少我们能够看到希望的；农村的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是分解路数的一部分；最重要的还是资金的问题。
孙立平还建议，国家在新农村建设中对农村投入可通过对涉农企业免税的形式来进行。因为一笔投资从中央、省、市、县、乡到村庄一直到农民七个层次，怎样真正用到他们的头上去？研究表明，中央政府能够拨到村里的钱，且不说村里用的怎样，最后能到村里去的是15%到30%。财政投入的钱能不能拿出一百亿或者几十个亿搞减免税费。比如三到五人的涉农小企业，干脆税费全免，这样你很可能用一万块钱免一个小企业的税费，就可以催生一个小企业，一个亿就能催生一万个这样的小企业。这样会把一些城市的资源带到农村去，通过市场经济的办法推动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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