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传出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即以“两个趋向”论断为依据，未研究制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进而从根本上解决加强农业白勺机制问题。对此请您给我们的读者作一些解读。
陈锡文：2004年12月28日至29日，一年一度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对2004年农业农村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对2005年农业农村工作作出部署。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会议的主题报告反应强烈，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深刻地阐述和贯彻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非常符合实际。虽然各国工业化道路都是初级阶段农业给工业、城市的发展提供积累，但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就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个论断是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在党内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在2004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再一次指出，他在四中全会上之所以要讲这“两个趋向”，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目前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样一个阶段。因此，他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在思想上要更加自觉地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更加自觉地去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我觉得这次会议使大家的思想有了升华，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之后，我国“三农”问题的整个外部环境有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开始进入一个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阶段，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条件，解决“三农’’问题的条件，都比以前有了新的改善。
十六大以来，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非常清晰。十六大第一次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农业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论断；在制定2003年关于农业农村工作意见时，要求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在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已经初具条件了。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对于怎么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很清晰。现在最关键最重要的是全党及各级政府都能自觉深刻地认识这个问题。很多同志讲，城乡统筹发展，重要的不是农业部门自己统筹，而是掌管资源分配的部门的思想认识要有重大变化。
在这次会议上，贯穿于回良玉副总理讲话的一条主线，就是胡锦涛同志关于“两个趋向”的论断。新中国建立55年来，农业、农村、农民为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有可能有能力在方方面面帮助农业、农村、农民，解决他们面临的实际困难，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记 者：过去一年的农业农村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对此，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您认为其中最突出的成绩是什么?怎样看待这些成绩?
陈锡文：目前从各个方面来分析2004年的经济发展过程，大家有一个共识，无论是讲宏观调控的成效，还是讲经济运行的结果，都感觉主要有两个亮点，一是粮食增产，二是农民增收。粮食产量能够突破年初预定9100亿斤的目标，农民收入也能够突破年初期望的增长5%的目标。这个成绩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包括许多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
在总结2004年整个经济工作中，大家一致认为，2004年的宏观调控对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宏观调控本身是市场经济运行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只要有市场经济都免不了宏观调控，目的是通过宏观调控这种手段，让过热或偏凉的经济恢复正常。但有些同志对宏观调控存在片面的理解，觉得只有让过热的经济逐步恢复正常或者说紧缩银根，才是宏观调控，这是不对的。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整个周边的经济环境和我国身边的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影响很大。1998年，中央提出扩大内需的方针，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始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促使经济从偏凉的状态恢复到正常状态，这是一种调控。那么1994年让过热的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同样也是一种宏观调控。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7年，经济偏热之后，实行银根紧缩，逐步让经济恢复正常，这是一个调控周期。1998年到2003年，这又是一个调控周期。这个周期的起点，我认为是从农业开始的。最有标志性的事件，2003年10月份，有些地方出现粮价上涨。这尽管是一个苗头性的现象，但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把这样一种现象放在一个大背景下来考虑，从1997年到2003年，从农业角度看，有三点变化非常明显：第一，投入到农业上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数额明显下降。最突出的就是从1997年到2003年期间，我们耕地面积减少了一亿亩，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两亿多亩，这引起了中央的警觉。第二，粮食产量明显下降。1998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峰水平是10246亿斤，而2003年的粮食产量只有8613亿斤，这中间差了1600多亿斤。1600多亿斤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国家粮食产量最高的河南省，产量最高是800亿斤，拿2003年的粮食产量和1998年相比，减少的部分就等于两个河南省颗粒无收。粮食产量的下降，主观上是我们做了一定的调控措施。从2003年的情况看，粮食产量减得太多，导致库存下降不少，如果再不能使粮食产量及时恢复起来，库存总有一天要挖完。一旦国家的粮食库存没有了，国家对粮食的宏观调控能力就丧失了。第三，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从1997年到2003年长达七年的时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只有 4%，而且没有一年达到5%。最高的是2003年，也只有4.8%，最低的是2001年，增幅只有2.1%。这个状况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总起来说，投入农业的资源要素，主要是耕地面积明显下降；多种因素影响了粮食产量，影响了供求平衡；农业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农民处于低收入状态。这三个现象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一轮的宏观调控，实际上是中央加强农业开始的。
2003年10月2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农业和粮食会议，时间虽然只有半天，但参会人员是各省的省长，温家宝总理亲自做了重要讲话。会议分析了这样一种形势：如果我们再不加强农业建设，再不重视农业，很可能带来的问题是全局性的。耕地如果不断减少，粮食产量如果不断下降，农民收入没有明显提高，带来的问题将是不堪设想的。因为耕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如果大规模的被用作工业用地、城市用地，它是不可复耕的，这对我们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口来说，贻患无穷。人再有钱，一天三顿饭总得吃。从这个角度去看，粮食是稳民心、安天下的战略物资。农民收入当然是市场购买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八九亿农民，如果没有购买力，我们的工业品就没有市场。正是从这个角度着手，中央从2003年秋季开始，通过强调重视农业和宏观调度，使更多的资源投入农业。启动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让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幅度从2003年第一季度的40%降到现在的20%多，使过热的经济投资逐步趋向正常。宏观调控能够初见成效，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国务院关住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阀门：一个是土地供给，另一个是银行贷款。正是由于关住了这两个阀门，才有效地控制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度膨胀。因为土地是投资的载体，从强调保护耕地人手，一方面利用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也确实使农业得到了加强。在研究制定2004年一号文件的过程中，国务院召开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现在再去看2004年一号文件，大家之所以说他含金量高，出台了这么多有力的措施，这与当时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已经开始的宏观调控是有直接联系的。
2004年年初在一号文件发出仅仅半个月，胡锦涛、李长春、回良玉、刘云山同志对如何宣传落实好一号文件，营造一种全社会都来关注“三农”的社会氛围作了重要批示。因此，各级政府对落实一号文件下了很大功夫。同时，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认为根据当时的情况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温总理在人代会上宣布五年之内取消农业税。从3月份开始进行全免农业税的试点，并且又扩大对稻谷的补贴力度，宣布对最短缺的两个品种在主产区实施最低保护价收购的政策。2004年，农民从政策中直接得到的实惠，回良玉副总理在几次讲话中都讲到 450亿元，其中一项是两减免，免除农业特产税让农民得到68个亿，农业税有两个省全免，有11个省减掉了42%，有18个省减掉15%，按此计算，农民在减免农业税中得到的实惠是230亿，总共税收减免方面是 302亿。另一项是三项补贴，其中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116亿元，对良种补贴28亿元，农机补贴5亿元。很多农民说：自打盘古开天，种粮不纳税还给钱，历朝历代都没有。虽然到每个农民手中的钱不多，但它说明党中央惦记着我们，同时也传达了一个强烈信号，国家让我们种粮啊，粮食产量不能再往下降了。当然对直补也有一种不正确说法，就是把钱给了农民，他就喝酒消费掉了1这点钱可以搞点别的，比如搞农田水利建设，搞道路，搞文化卫生基础设施等等。我觉得对农村欠帐的东西太多，要干的事情太多，只要国家财力许可就要向农业农村倾斜，但问题是做好农村工作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农民有积极性，所以我觉得顺序要排对。哪个最应该最必要千就先干哪个。随着国力的增强，我们再争取解决别的问题。总的一条，要充分看到这450亿对整个农业农村工作起到的重要作用。
记 者：根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精神，请您介绍一下2005年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给大家解析一下，为什么中央要做出这样的安排?
陈锡文：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 2005年的农业农村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定为工作重点。这是非常准确的。因为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没有一个地方不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中央应该下大力气，引导各地农业部门和广大农民进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的时候了。
我感觉之所以中央这么安排，是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原因。
首先，目前的粮食生产能力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要求还不适应。耕地减少、水利设施老化，最近五六年来，粮食生产能力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整体大概比历史最高水平减少500亿斤。历史最高水平正常是9800亿斤，现在下降500亿斤，生产能力就是9300亿斤左右。所以要确保粮食安全不出问题，农业生产能力就必须提高，这也是农业增收增效的根本途径。只要农业生产能力高了，条件环境改善了，就能收到节本增效的效果。路能通、旱能灌、涝能排，土地质量提高，农民种地就会事半功倍。
其次，农业的基础设施很差，有绿色产品也运不出去。如果不算 2004年，农民纯收入来自农业的最高年份是1997年，农民种植业收入人均970多块钱，这之后没有一年达到这个水平。前几年农民收入增长最难的就在农业，最近六年农民来自种植业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当然，2004年有可能达到1000元，超过1997年，但7年才增加 20多块钱。所以不把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提高，农业就很难增收增效。因此，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很重要的。
第三，从现实状况看，我国现有的农业基础设施，大多都是五六十年代修的，灌溉设施老化很严重，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就很难提高。我们国家水利灌溉面积是比较大的。按统计数字，去年全国灌溉面积8．3亿亩，由于水资源短缺，保城市保工业，真正能灌溉的只有7亿亩。我们国家粮食产量波动很明显，说明我们的基础条件不行，主要还是靠天。如果不去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粮食产量很难稳定。
第四，农村税费改革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税费改革之初，中央就提出，只要税改了，三年之内就要取消“两工”。2000年安徽就取消了， 2002年，全国一下子扩大了18个省，到2006年都没有“两工”了，这个影响不得了。当然，这对减轻农民负担很有作用。但取消之后怎么形成一种新的机制保证农田水利建设就难办了。过去一般每年全国农村光水利建设就需要100多亿个工，去年规定47亿个，减少了一半，今年 30亿个不到，到明年就没有了。水利建设不搞不行，但要是搞，不出工怎么办?花钱买不起，这钱全部依靠国家不行，还是要靠农民自己努力改善自己的生产条件，国家给予适当支持。红旗渠的投入85%是农民自筹的，一定要形成一种政府引导、支持、补助，农民靠自己的努力完成建设的有效机制。
从以上四个方面考虑，必须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这和农民增收是一样的，都是长期工作，现在要切实去抓。如果在这四个方面都有考虑，从现在开始抓，把这四个问题在2005年破解，那么它产生的意义将会非常大。
记 者：2004年农业农村工作成绩很大，但2005年的任务更艰巨，困难也更多。结合这次会议，您认为 2005年农业农村工作面临的困难主要有哪些?
陈锡文：在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回良玉副总理对2004年工作总结了六个方面的成果，大家觉得讲得客观实在。但是我觉得回良玉副总理用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篇幅讲了今年的困难。第一，要求我们在强调2004年增产增收的时候，必须看到在此之前的五六年，我们是处在一个谷底，中央在几次会议上都只是讲现在农业农村工作出现了转机。因为无论是粮食产量还是农民增收增幅，和历史最高水平比都还差得很远。就这一个因素，我们就没有理由麻痹。第二，要让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很难。有的同志觉得，增产难度也不大嘛，2004年发了一号文件，各级财政出了450亿，粮食产量就上去了，增产超过五百亿不成问题，明年再增产五六百亿，跟历史水平不就差不多了吗!同样，他们觉得农民收入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做农村工作的同志要有很清楚的认识，回副总理在会上讲，总书记、总理都讲2004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是多种有利因素同时发挥作用的结果，即政策好、粮价高、人努力、天帮忙。那么从这中间我们看出有两个因素是主观可以决定的，那就是政策和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人是不是努力。但是价格和气候是客观的东西，我们很难把握。2004年是四大因素向同一个方向作用的结果，历史上不能说没有，但是结合得这么好，确实少有。因此我判断，不管2004年增产 500亿斤还是600亿斤，这其中有 300亿斤是老天爷照顾的。2003年粮食之所以减了200亿斤，三个产粮大省，灾情严重，共减产324亿斤，是重要因素。2004年的天气对当年农作物增产有利，但年底却遇上了暖冬，暖冬容易发生灾情，农村工作会议之前下了大雪，但总的来说还是不太好。从价格上来分析， 2004年全年的平均价格可能是多年来最高水平，稻谷的价格2004年和 2003年相比，高了40%。小麦价格大概涨了35%，玉米大约涨了25%。这样平均下来，差不多就是每斤粮食增加两毛钱。成本增加是有限的，但售价每斤增加两毛钱是不得了的。从这个角度看，市场的力量比政策大得多，政策是调动，市场是刺激，能出现奇迹是因为政策和市场的力量同向。农民在有力的政策和粮价明显上涨的情况下增收了，但现在农民都怕粮价跌，2005年就算粮价不跌了，刺激的力度和2004年是不能比的。第三，虽然都夸2004年形势好，有政策和粮价刺激，但经济效益还是偏低。虽然农民看到种粮给了很多补贴，市场对粮价有很大提高，但算算账还是不如种菜收益高。2004年秋冬种比较好，播种面积比上年大概增加1500万亩，重要因素是2004年棉花价格不高，一些棉田又调出来种了粮。粮食播种面积2003年是14.9亿亩，2004年花这么大力度才恢复到15.2亿亩，加上有这么好的天气，全年粮食产量一下子高了一块。正常年景下，我国粮食的产量每亩大概 600斤左右，如果2005年播种面积达到15.5亿亩，也就是9300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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