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垣，原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兼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44年9月出生，1970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副所长、国务院特区办研究室副主任、宁波市副市长。1997年6月任国家计委宏观院副院长，兼任中国人力资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2003年兼体改所所长。2005年11月退居二线。

回首“三农”问题在过去五年的发展轨迹，可谓一言难尽。如何看待“十五”期间我国政府在促进和发展“三农”问题上采取的政策措施？怎样评价“三农”在“十五”期间的发展成就？它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所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又是什么样子的？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刘福垣。

农业税免征深得民心

记者：“十五”期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中央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您如何看待“十五”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在促进和发展“三农”问题上采取的一些政策和措施？

刘福垣：“十五”期间，最突出的亮点应该是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2006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份全部免征农业税。

免征农业税是对的，因为农民不是纳税人，收入里不包含剩余价值（税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就是说，本来就不该收的，现在不收了，这是正常的。

但是“免征农业税”这种讲法比较笼统。取消农业税，关键不是要取消农业上的税，而是不再对非纳税人的农户收税。收不收税不在于是不是农业，而在于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是否创造了剩余价值。只有具备了纳税的条件，才可以向他们收税。中央在这个问题上说得不是特别清楚，可能会有些后续的内容，但问题不大，因为现在真正大规模的农业并不多。

农村改革任重道远

记者：“十五”在农村改革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刘福垣：在农村改革方面，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没有实质性改革。大部分都是维护小农经济使农民就地消化的政策，阻碍农民离开农业、离开农村的思路基本没有变化。“文革”期间是以粮为纲，改革开放以后允许搞多种经营，但是强调离土不离乡，就地搞工商。就地消化农民的目的没有达到，却出现了规模越来越大的民工潮。于是又提出小城镇大战略，目的是让农民就地城市化。然而几万个小城镇并没有解决民工潮问题，农民工还是向大城市流动，北京城已经达到500万之多。

现在建设新农村，就是政府再给钱，农民就地建设。反映的思路是城乡割裂。城市人率先现代化，农村人就地城市化。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农民还是小农户，农业的规模越来越小。因为如果农户不减少反而增加，会造成土地（耕地）越来越少，农民永远摆脱不了收入低，靠别人救济的状态。

记者：过去五年里，随着农民工进城增多，国家曾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对解决问题有多大成效？如何评价这些措施？

刘福垣：过去五年针对农民工问题采取的措施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治标的较多，比如帮助农民工讨工资等。如果从根本解决问题，立法保护要走在前面。必须确定最低工资制度，明确用工合同的法律效应。另外，现在农民工的工资拿不到，根本原因还是在政府，因为大部分的基本工程建设项目都是政府工程。政府给开发商的钱不到位，开发商给承建商的钱也会延迟，包工头的钱被承建商拖着，如此连锁反应导致农民工讨不到工钱，所以根子在政府。国家应该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非农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记者：您对“三农”问题在“十五”期间的总体发展情况怎么评价？

刘福垣：整个“三农”问题“十五”期间继续在负发展。为什么？主要是看农民的收入。虽然农民收入数字在增加，但这个增加掩盖了农业的负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实质上是非农收入的增加，不是农业收入的增加。随着农民收入百分之几的增加，农业收入的比重下降，农业日益副业化，反映的是农业生产方式的负发展。如果按197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现在每一个农业劳动力的农业纯收入低于1978年。增长了的不是农业的收入，而是非农业收入。究其原因是我国政策放松，农民可以去打工，可以去搞工业。耕地减少了，农业强劳动力减少了，而农户却增加了，农业的经营规模更小了。农民增收应该是农业的纯收入的增加，就是从耕地上获得的收入增加，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成本在不断增加，纯收入是下降的。这些年所谓农民收入提高，完全是靠涨价、政府补贴和非农收入。只有减少农户，靠扩大农户经营规模提高农业收入水平才是农业经济的发展，才有希望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

总之，总体上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生产方式是倒退的。整个“三农”问题，没有进反而退了。如果未来五年真正做对了，能够使城里的1．5亿农民工分批落户，使他们真正脱离土地；能够落实“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加速土地流转，扩大户均经营规模”，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

城乡分割和土地制度是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记者：目前来看，“三农”问题还存在哪些障碍或亟待解决的问题？

刘福垣：农业发展的真正障碍是来自于城市，因为它阻碍了农业劳动力进城，特别阻碍劳动者举家进城，使农业的生产规模不可能扩大。这是最大障碍。

另外，从农村内部来讲，农村的土地制度是主要障碍。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来，农村的土地状态，实事求是地说，类似于原始村社公有制的土地制度向私有制过渡的演变过程，由原来的集体所有向私有制过渡。过渡到什么程度？目前产权已经到了农民手中，只是最终级所有权还没有到农民手中。因为农民有权转租承包的土地，这说明他已经拿到了土地的产权，这就是产权已经私有化了。当然，土地的集体所有本身就有问题。首先，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产权转移从来不是真正的买卖的关系，是一种征地的关系，而且是单方定价的关系，是补偿的概念，不是价格的概念，客观上已经是当作国有土地。第二，土地使用如何分配不是由农民集体决定的，而是由中央文件决定的。按人、劳比例平均分配土地，1981年制造了1．85亿小农户，现在是2．5亿，平均每户由10．7亩降到目前的7．3亩地。这种小农户的产生，从根本上瓦解了生产队形成的农村原始积累。延长承包期30年也是由中央文件决定的，不是农民集体决定的。试问农业的集体经济在哪里？实际上绝大多数农村是既无集体又无经济。谁是土地的所有者？是自然村还是行政村，还是哪些人？它的法人代表是谁？这些都是不明确的。

可以说以上两点是农业经济最主要的发展障碍，亟待解决。但解决问题也是有顺序的。“十一五”期间，应先解决“三座大山”的问题：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和住宅体制。解决了这些问题等于打开了闸门泄洪。逐步用土地换社会保障，换市民身份，实现土地名正言顺的国有化。国家的土地，谁租谁就向国家缴租，而且所有的农民都同目前的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

新农村应成为农场主的社区

记者：《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您认为新农村是什么样子的？

刘福垣：我认为真正的新农村是大多数人走了，留下的是农场主，能向国家交得起税，才能养得起现代化、高标准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现代化的农村社会结构，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这样的农村是农场主的社区。所以给社会主义新农村换个说法就叫做农场主的社区。住的是农场主，不是小农户。

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哪里做起？不是从农村做起，而是从城市做起。头20年要在城市解决体制问题，解决农民工进城能够留得住不再回去的问题。所以，建设新农村的主战场在城市，农村的问题要靠城市来解决，时间的问题要靠空间来解决。现在农村和城市有几十年的落后时间，怎么解决？要靠改造农村的空间来解决，改造农村空间要靠扩大城市的空间来解决。是城市阻碍了农业生产方式、农村社会结构的变革。需要先把城市这个空间改造为开放的结构，把进城门槛降低，让农民进得来，住得下，然后再谈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未来的农场主。这是发展的结果，是生产方式转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