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岁尾，刚刚结束的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会议传出消息：科学家与农业官员讨论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问题。如果转基因水稻获准推向市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
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一时间舆论哗然。科技界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天天吃稻米的老百姓莫知所云，只有生物技术公司的老板以及拥有专利的科学家正在翘首企盼，他们可能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获取商机和功利。
中国急需种植转基因水稻吗？
中国是水稻的起源地，在湖南省道县王蟾岩古代遗址中，发现距今1万年前种植的稻谷遗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王国”，年产量占世界稻谷总产量的40%左右，全国有65%以上的人以稻米为主食。稻米是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柱，其稳定人心的作用无与伦比。
中国水稻科学研究水平居世界前列。科学家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了许多高产优质水稻品种，特别是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培育的杂交稻，种植面积占全国水稻总面积的1/2以上；袁隆平院士培育的新型超级杂交稻，科学家认为“采用了最佳的基因组合”，平均亩产超过800公斤，为水稻持续高产展示了美好的前景。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项报告称：200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过去5年最高的4695亿公斤。原因是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农政策，如减免农业税，种粮直补和良种、农机补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增加，加上遇到了风调雨顺的年景，出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局面。若进一步发挥新品种和配套栽培技术的作用，提高作物单产还有一定的潜力。
中国已成功地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这一辉煌成就举世瞩目。
一份由转基因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牵头起草的“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并送交国务院领导，声称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了商业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具备了区域性商业化生产的条件，应该迅速批准商业化种植。转基因品种将进一步提高水稻产量和抗病虫害能力，而且不会给生态环境带来任何危害。
提交上述“建议”的背景是中国粮食连续5年减产。一位主张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的科学家称：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可以迅速提高水稻产量，使国家和农民从中受益。
申请商业化的第一批转基因水稻有：中国科学院培育的转SCK基因抗虫水稻，华中农业大学培育的BT抗虫水稻，中国农业科学院培育的抗白叶枯病水稻等。科学家还公布了为期3个月以转基因稻米饲喂小白鼠的“安全实验报告”。
反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学者针锋相对地公布了一份“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报告，认为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中，许多倍受关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转基因会不会带来对人体的损害？转基因食物中会不会出现有毒或致敏物质？该报告认为，在环境方面将会出现令人头疼的杂草稻，野生稻遗传资源将遭受转基因污染。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农民用传统技术同样能够提高水稻生产力，粮食安全问题还没有紧迫到必须种植转基因水稻来解决饥饿的地步，有必要去冒将外来基因转移到中国栽培稻的风险吗？
“在转基因稻米安全实验中，老鼠吃了3个月没有出现问题，然而中国人却是要世世代代以稻米为主食，能说人吃了50年、100年也不会出现问题吗？”科学家建议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持谨慎态度：“还没有哪一种作物像转基因水稻那样成为人类特别是13亿中国人的主食。长期食用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问题应当特别受到关注。”
除了食物安全性问题，农业科学家和生态学家不支持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担心它会破坏中国珍贵的水稻基因库和丰富的种质资源。
据“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报告称：转基因作物对环境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包括转基因作物本身可能出现杂草化，使用农药量增加；转基因作物可与其亲缘相近的栽培种或野生种之间通过花粉传播而发生基因交换，使外源基因漂移到亲缘相近物种中，从而破坏作物遗传多样性；转基因作物可能导致田间非靶标害虫上升，产生新的虫害和病害。一旦基因污染出现，传统的稻种资源将会受到严重损害。
“中国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手里有粮，心中不慌。稻米就是13亿人的生命，中国如果种植未知风险的转基因水稻，岂不等于拿生命做赌注。”一位科学家说：“这是一场没有回头路的赌博，像其他生物一样，转基因水稻如果被种到田里，就会不断繁衍，一旦出错，覆水难收。面对已十分成熟的传统技术与蕴涵巨大风险的转基因水稻，相信任何拥有正常思维的人都知道该如何抉择。”
基因技术研究最终将会使人类获得能更好地适应环境条件、更能满足人类对营养和饮食需求以及市场偏好的新型作物。但是，它是否增加了世界粮食的数量，以及由于粮食的增加而使缺粮地区获得更多的粮食？无法预测导入基因后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无法知道导入基因是否可能改变现有基因的表达方式。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因转基因技术产品导致人类健康问题的报道，但是证据的缺乏并不等同于承认转基因作物就是安全的。国际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食品法典一直强调食品安全；《卡塔赫那生物安全议定书(BSP)》也特别强调注意转基因生物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迄今为止，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是：这是一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命题。
中国人有必要第一个“吃螃蟹”吗？
转基因作物就是应用基因工程技术把一种生物的基因移植给另一种生物，创造和培育诸如在产量、品质、抗逆等某一方面表现优异的新品种，提高农作物的抗病、抗虫、抗草能力，减少农药和除草剂的使用。转基因技术蕴含的潜力，被人们称作是农业领域的第二次“绿色革命”。
自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作物(烟草和马铃薯)问世以来，转基因技术获得迅速的发展。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1SAAA)公布的报告称，从1996年开始，全世界有6000多项生物技术研究成果进入田间试验，转基因作物逐步开始大面积推广。2000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4420万公顷，2001年为5260万公顷，2003年达到6770万公顷。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生产国和产品出口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4000多万公顷，占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一半以上；其他种植转基因作物较多的国家还有阿根廷（21%）、加拿大（6%）、巴西（4%）、中国（4%）和南非（1%）。这几个国家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占世界种植总面积的99%。
转基因作物存在的安全隐患在全球引发激烈的争议。2003年转基因作物在美国遭受阻击，而且阻击的力度越来越大。
美国农业部的报告说，2000年美国玉米播种面积的26%、大豆面积的68%、棉花面积的69%均为转基因作物。2003年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锐减：玉米降至19%、大豆降至52%，棉花降至48%。
国际消费者联合会(中国消费者协会为其附属会员)表示：“现时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组织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所以，联合国要求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停止转基因作物新品种的种植及推向市场，直到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评估完成为止。
“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报告指出，世界各国政府在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上持不同态度：美国支持，欧盟反对，中国处于十字路口。
小麦是世界很多地区人民的主粮。孟山都公司曾向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申请转基因小麦商业化种植，遭到两国农民协会的强烈反对。美国加州有3个县进行全民公决，宣布要营造安全的“非转基因净土”，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加拿大政府考虑到国内激烈的反对声音以及环境风险，坚决拒绝种植转基因小麦的申请。
墨西哥政府明令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作为玉米的起源地，墨西哥种植玉米有6000～8000年的历史，那里有丰富多样的玉米种质资源，特别是当地农民常年以玉米为主食。但是由于个别农民私自引种了转基因玉米，本土玉米的基因受到了污染，面临着稀有种质被毁灭的厄运。墨西哥玉米种质资源受到转基因玉米污染事件被许多国家引为前车之鉴。
大豆最大生产国之一的巴西政府不久前宣布，在未查清转基因作物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之前，暂时停止生产转基因大豆。
尽管美国种植转基因作物面积最大，但至今没有一个主粮作物批准转基因商业化种植。美国人的日粮中确有部分属于转基因食品，但食用少量的转基因大豆油、玉米粉，跟每天以米饭、面包为主食相比，微不足道。
世界水稻种植地区主要集中在亚洲，美国转基因科学家和生物技术公司老板，很希望看到中国科学家自己推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他们经常以中国种植转基因棉花为例，宣传发展中国家从中得到的好处。如果中国打开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之门，那会成为他们更有力的宣传武器。因为世界上还没有那一种主粮是转基因作物，假如作为主粮的转基因水稻被广泛种植，将为其他转基因作物大规模地进入拓宽道路。一旦转基因水稻在中国商业化种植成功，跨国生物技术公司通过收购有专利权的种业公司及其网络，很容易地垄断中国水稻种子市场。
现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都采取了严格的“标识”管理，这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折中作法将悬而未决的转基因作物安全“疑案”留给公众自己判断。一位生物安全专家表示：中国人没有必要成为“吃螃蟹”的先行者。如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一旦出现问题，13亿人也将包括人类都有无法回避。
千百年后，人们回顾历史，也许会对今天大力采用转基因技术表示惋惜。诚然，面对新事物不能畏手畏脚，不能总是抱着陈旧的观念，但是在弄清楚结果的情况下进行，把会发生的后果尽可能地预料到，把可能产生的弊端尽可能降到最低。转基因作物和以往的常规技术有根本的不同，它几乎可能改变着整个世界，整个生态，更重要的是它的变化几乎是不可逆的。
谁是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受益者？
转基因作物所蕴含的丰厚经济效益，几乎所有跨国种业公司都涉足转基因技术研究领域。2003年，在世界转基因作物市场上，转基因作物的80%以上源自于孟山都公司，仅转基因玉米产品获取的高额利润每年即达4亿美元。其它还有德国安万特公司占7%，德国巴斯夫公司和瑞士先正达公司各占5%，美国杜邦公司占3%。
受粮食困扰的中国正在不断地增加投入，加强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工作。中国拥有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农业生物技术研究队伍，从事生物技术研究的人员达到3500多人，是除北美之外转基因作物研究力量最强的国家，仅“中国农作物基因资源与基因改良工程”项目每年投入上亿元的经费，居农业各类研究学科的首位。
“转基因技术被宣传为农业新技术革命的未来。因此，转基因技术研究正在成为科研人员以及硕士、博士奉为圭臬的热门研究课题。”一位持异议的农业专家说：“很显然，对转基因育种技术投入巨额的研究经费，相对地却忽视了常规育种技术，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农业科研方向。”
中国政府重视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与管理。1993年国家科委发布了《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1996年农业部发布了《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农业部每年受理两批基因工程作物的安全评价，迄今已受理193项，但批准进入商业化生产的仅有6项。
中国政府1999年批准了美国孟山都公司转基因棉花在两个省商业化画地种植之后，它的生态效应和经济影响至今争议不断。此后中国政府持谨慎态度，再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
从事转基因水稻研究并取得成果的科学家，急不可待地“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加快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声称“转基因水稻晚推广一年，就等于放弃了每年200亿元的收入。”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动心而又扑朔迷离的数字。
持异议的科学家认为，在转基因水稻安全性存疑的情况下，某些科学家大力推动这种作物商业化种植，让人怀疑其中相关联的利益。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中获益最大的恐怕不是他们所宣称的“国家”和“农民”，而是生物技术公司老板和科学家本人。
科研人员通常完成一项科研题目、培育出一个新品种或获得一项科研成果，急于推广应用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中国，涉及到科学家的升职、评级、福利以及试图擢升院士的机遇。
有人指出，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推动力中，似乎能看到跨国种业公司利益集团的影子。如果中国转基因水稻能打开商业化种植的大门，其他转基因作物种子将会源源不断地进入。“既然你们能种植转基因水稻，为什么不可以种植转基因小麦、转基因大豆呢？”而且，由于存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也为跨国公司打开通向其他农业大国之门。
新世纪以来，美国很多农业化工企业兼并种业公司，角逐世界种子市场。科学家可以拥有专利，或成立个人公司，或将专利卖给别人。受利益驱动，跨国种业公司和科学家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扮演着重要的促进角色。
转基因技术具有独特的垄断特征,从事转基因技术开发的公司，一方面利用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法寻求保护，另一方面应用“终止基因”和“化学催化”方法保持垄断地位，以享受长时期的垄断优势。在农产品国际贸易市场上，美国已控制了相当大份额的转基因农产品市场,而且还可以操纵价格。从此也可以看出，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有观念上的分歧，更在于背后的经济利益之争。
在国外，许多跨国种业公司都是自己投资进行研发的。而在中国，生物技术研究完全由国家投入经费，而研究出来的产品为什么被科学家排他性的垄断？
在中国，科学家领衔办企业或参股企业有悖于市场经济。据媒体报道：深圳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股份制企业，科学家以转基因作物专利入股，使某研究所及其本人拥有这个注册资金8000万元公司股份的33%，本人占股份5%，即400万元。今天政府正在清理国有企业滋生腐败根源的“红顶商人”时，而科研单位一些拿国家巨额经费又以科研成果参与专利分红的“红顶科学家”，是否也应该在清理之列呢？
媒体曾经讨论一个以往甚少触及的话题——科学家的公信力。评论认为，科技权威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这种公信力本是极为可贵的资源，然而，当大大小小权力资源都在被人尽情开发的时候，科技权威似乎也守不住寂寞——哪能捧着金饭碗当乞丐啊！种种迹象表明，着手开发这种“公信力资源”的已经大有人在。不可能要求所有的科学家都安身书斋、潜心学问。有些科学家利用自身专长，为企业提供咨询或服务，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他们借助身份和名望，为了自身利益，或者直接为某一利益集团代言，甚至对制定公共政策为利益集团谋利。这种科研机构或学术权威充当“托儿”的事，恐怕已非绝无仅有。当科技权威背弃学术滥用权威之时，其实已悄悄地完成了这种角色转换。当然，他们也将因此而失去自己的公信力。
对此，政策制定者、传媒和公众，都应该对此类科学家怀警惕之心。传媒的责任则在于“褫其华衮，还其本相”。据报道，今天却有不少在职的知名的科学家或经济学家在一个或数个公司里任董事、独立董事或占有股份，他们背后都有现实的利益。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科学家们并非圣贤，既然屁股坐在特定利益的一方，就不能奢望他们能够代表公众利益。
其实，这正如泰戈尔所说：鸟儿的翅膀拴上了黄金，它也就飞不高了。
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有些科学家兼具多种身份，既是转基因科学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又是种业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或董事。他们向置身其中的安全委员会申请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有科研专利，有商业利益。据报道，一位育成转基因抗白叶枯病水稻的专家，其基因专利权并不属于中国人，而是属于一家国外生物技术实验室的同伙。如果抗白叶枯病转基因水稻被批准商业化种植，拥有专利权的外国人肯定会从商业化中受益。
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在不菲的利润与科学家良知的对抗中常常是前者占据上风。科技史上很多事例证明，巨额利润的诱惑在每个人看来都有是一样的美妙，不论是科学家还是农民。
中国科学院一位从事基因组序列研究的科学家坦言：“人类社会对基因技术的迅速发展，还没有在心理上、伦理上、法律上、国际关系的格局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因而才会带来如此众多的冲击。要避免基因技术对人类带来的伤害，对一个科学家而言，仅仅求真还是不够的，必须要在求真求美上下功夫。”
中国缺乏公开透明的学术评论
“民以食为天。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对于将要改变自己的主食，公众应该有更多的知情权，而不是由几位专业科学家予以定论。”一位资深院士不无感慨地说：“国家在重大科技决策立项问题上，一定要慎重！”
中国缺乏公开透明的科技评论或称科技批判，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其社会原因。几千年传统儒学文化思想统治之下，认为立国之道在于礼义而不在技术。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念熏陶之下，农业技术被鄙视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特别是经历了那一场大规模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真伪混淆，谬误难辨，遗害深远。科学家对学术评论心存余悸，在科研领域长期存在论资排辈、崇尚权威的无形钳制，碍于老上级、老同事、老关系，科技评论不敢逾越雷池也不愿触及“权威”。事不关已，高高挂起。
“转基因水稻是否适宜商业化，这本是科研成果的评估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却热衷于联名上书国务院领导呢？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希图获得重要批示、借助行政干预而左右科技成果的推广。”一位参加安全委员会的科学家说：“查一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组成人员，就会发现在58位委员中，有近30位是生物技术专家，不少人主持或参与转基因作物研究，掌握着研究经费的分配权，很多人正是申请专利人和申请通过者，而其他方面的科学家特别是生物安全方面的专家寥寥无几。”
科学家质疑：“这样所做的评估是否公正公平？”
农业部官员的话语比较谨慎：我们希望有争论；但争论太少了。
管理部门一直坚持“科学规划、积极研究、稳步推进、加强管理”的方针推进转基因技术产业化。官员表示，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问题上，仍将继续坚持这一原则。
坚持转基因抗白叶枯病水稻商业化的一位科学家在会议讨论中出言很不冷静：“列宁说过，一个愚蠢的人提的问题，100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他以质问口气：“我想请教那些反对者，他如何回答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科学在现有的水平上认为是安全的，就是安全的。科学是动态的，说不清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但如果以后出现了问题，科学会解决它。到目前为止，凡是经过科学评价和政府部门严格审批获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没有出现一例转基因食品中毒或医疗事故。而且，包括常规育种技术生产的食品在内，也没有一个食品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这种明显地含有霸权语味的发言激起了公愤。
“美国人不敢将主粮进行转基因生产，中国的科学家却勇敢地在中国做人体实验，而且还要用13亿国人一起试验？”有与会者针锋相对：“美国和欧洲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认证会认真严谨，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先行一步？如果没有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为什么要急乎乎地商业化生产。任何人无权以任何形式侵犯消费者对食品性状、特点的知情权。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容许的事，社会主义国家更不能容许。”
“传统育种方法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许多水稻病虫害问题，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占据主导地位。而转基因技术虽然是先进的，也仅仅是常规育种方法的一种补充手段。”一位资深水稻育种家说：“农业生产遇到的是复杂的生态环境，有多种多样的制约因素。仅就水稻病害来说，除了白叶枯病外，还有稻瘟病、纹枯病、病毒病以及细菌性病害，还有很多的虫害、草害。单就针对某一病害培育的转基因水稻，显然不能成为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的品种。更深一步说，水稻高产还涉及到施肥、灌溉等农民要掌握的栽培技术。”
“现代社会利益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重大决策都要谨慎。科学家自己评估自己的产品，那会造成科学家的垄断。”一位关心科技争鸣的学者说：“科学发展对人类未来的影响，需要公众的理解、讨论和参与。可否搞几次听证会，让公众享有知情权。特别是让居弱势地位的普通消费者从对于转基因水稻的陌生、漠视和不理解获取知情权。这也是一次关心人人、人人关心的科普行动，唤醒民众的科学意识嘛！”
遗憾的是，为什么最基本的科学道理，在功利主义面前会变得如此脆弱？为什么被人类奉为圭臬并矢志追求的科技进步，在商业利益驱动下总免不了出现被异化的危险。其荒诞性在于忘记了追求科技进步的出发点与目的，忘记了人是不能以几只老鼠做的试验可以被替代的。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科技崇拜主义、科技本位思维总是与科技创造如影随形。科技本位主义一旦与过度的利益驱动合流，其灾难性后果无须赘言。关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以及围绕它引发的争论，如果要总结它的意义，就在于再次提醒渴望更有价值与尊严的活着的人们认真思考科技与人类关系的命题——为怎样的终极目标追求科技进步？怎样给科技冲动的野马套上有效制约与理性使用的人类伦理缰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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