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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农作物经济影响研究综述

科技时报

刘英楠

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农作物的发展，历来受到了国际学术界、各国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广泛关注，可谓当前世界农业科技发展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人们对转基因农作物的生物安全性存在担忧，一方面由于其经济影响评估的困难，许多政府决策者在“是否支持”、“如何推广”等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
　　最近三年来，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黄季焜带领研究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支持下，深入研究转基因水稻、棉花发展对我国相关产业产品生产、需求、贸易、市场价格及农民收入等的影响，为我国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策略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所建立的转基因农作物经济影响评价和政策分析的模型，使我国在生物技术经济影响的研究方法上处于国际学术界前沿。
　　中国不会使世界挨饿
　　“现在社会上不少人讨论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时，认为它们会给人或其他生物造成潜在的生理损害。我们研究转基因作物的角度与此略有不同，主要关注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经济影响和有关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这似乎是一个更紧迫也更现实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确认，中国会不会挨饿，会不会拖着全世界和我们一起挨饿。”
　　黄季焜表示，选定目前的研究方向原因有二：首先，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经济影响和政策是国际农经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作为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是当代学科的前沿问题之一；其次，他们认为生物技术将会在未来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促进未来农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研究其经济影响的战略意义、前瞻意义均很明显。
　　1995年，时任国际食物政策研究中心（美国）研究员的黄季焜，正因发表《中国将会使世界挨饿吗？》系列论文，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论文论证，中国不仅不会使世界挨饿，而且还会对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他随后意识到，中国必须有一批采用与国际接轨的研究方法研究经济政策的学者，因此于当年年底回国，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组建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促进了我国农业经济和政策学科的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在2000年10月，他率该中心“加盟”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继续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和政策学科发展的同时，加强了农业科技政策、资源和环境政策、城乡协调发展和反贫困战略、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决策支持系统等领域的研究。
　　黄季焜等从事转基因农作物经济影响和政策研究的初期，即在20世纪90年代末，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国家农业研究国际服务中心（ISNAR）等国际机构的资助，这为相关研究的启动起到了重要作用。自1997年以来，一直得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国家自然科学优秀创新群体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等资助。
　　据了解，该研究团队还包括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Scott Rozelle、新泽西州立大学教授Carl Pray，他们也得到了有关国际组织及所在大学的资助。黄季焜指出，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从事这项研究，不接受任何企业和公司及个人的资助，所有科研经费均来自公共部门和有关基金会。他表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科学研究领域能够抓住学科发展的前沿、即时立项，组织专家论证、为项目申请者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执行过程中管理规范；关注优秀青年科研人员的人才培养，注重团队建设，为推动我国的科学研究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促进作用。
　　转基因稻棉确能提高农业收入
　　黄季焜现在主持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个是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主要研究“农业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部分内容涉及转基因农作物的发展战略；另一个是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转基因农作物经济影响和发展策略研究”，主要研究转基因水稻和棉花发展对我国农业部门和农业收入、我国非农部门的影响，转基因农作物发展对我国居民食品消费的影响，转基因农作物经济影响和政策分析模型，以及转基因农作物国家投资的优先领域和发展策略。
　　“许多因素影响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商业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转基因作物对农民收入和产量等影响的确凿证据。”为寻找这些“证据”，黄季焜率领“转基因农作物经济影响和发展策略研究”课题组，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分析，截至目前已取得一批阶段性成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13篇学术论文，其中国际学术刊物发表8篇（7篇论文被SCI/SSCI收录）；课题组先后向中央和国务院递交了7份政策咨询报告，5份得到国家领导人批示。
　　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转基因水稻品种已进入和通过了中间试验和环境释放试验，其中四个品种在2002年就进入生产性试验，然而一直没有获得商业化批准。为研究转基因抗虫水稻大田生产对农药施用、作物产量和农民健康效应的影响，黄季焜和该中心研究员胡瑞法及Rozelle、Pray等一起，对湖北、安徽等地农户进行调查，然后利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转基因抗虫水稻可减少农药施用量80%，增加稻谷产量6%～9%，同时减少了稻农因施用农药而造成的中毒现象。
　　这项研究表明，转基因水稻的潜在效益不仅会刺激农民广泛种植，而且有利于增加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改善农民健康。论文发表后一个星期内，《自然》、《经济学家》等学术刊物，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英国《金融时报》及法、荷、印度等媒体做了详细报道。
　　黄季焜课题组在转基因抗虫棉的生产和环境影响领域，也曾做出大量研究， 2003年后，又在“转基因农作物经济影响和发展策略研究”的支持下，在有关学术杂志发表下列突破性进展：一是分析得出“棉农农药中毒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转基因抗虫棉的推广”的结论；二是发现在我国以小农为主、农作制度复杂的生态环境下，抗虫棉的连续且高比例（甚至全部）种植，未发现带来棉铃虫对抗虫棉抗性增强的问题；三是发现随着抗虫棉采用率的增加，大田上棉铃虫的群体大幅减少，由其引起的害虫种群生态变化同时惠及种植非抗虫棉的棉农；四是发现随着抗虫棉的广泛采用和农药施用总量的减少，主要害虫（棉铃虫）危害减轻，但次要害虫（如盲椿蟓）的危害有所上升。
　　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除大田生产外，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抗虫棉的宏观经济影响是另一亟须研究的课题。黄季焜课题组在微观（大田生产）层次影响的分析基础上，通过市场模拟进一步从宏观层次着手，深入分析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对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转基因棉花的商业化将为中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每年带来约10亿美元的福利，农业和纺织业等许多行业都将从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中得到利益。该研究结果发表在《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
　　研究表明，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同样能为我国宏观经济带来巨大效益，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每年带来30亿美元左右的福利。如果2015年我国转基因水稻采用率达到70%，总福利则增加26.5亿美元；即使采用率仅50%，总福利也可达19.8亿美元。考虑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对我国贸易的影响，即使国外对我国的转基因水稻全部采取技术壁垒政策，由于转基因水稻产量增加，其他农产品对水稻种植面积的替代而导致的其他农产品与非农产品出口的增加，将使我国的贸易总平衡净增3.9亿元。为此，课题组提出加速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主张，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肯定。部分结果也发表在《发展经济学杂志》上。
　　课题组还研究了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偏好，以及转基因产品的强制标签制带来的影响。预测在同样的消费偏好下，当转基因水稻的采用率由50%分别提高到70%和85%时，我国总福利增加值由19.8亿美元增长到26.5亿和31.1亿美元；在70%的转基因水稻采用率下，当消费者在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大米间替代弹性从1提高到10时，我国社会福利增加值由25.4亿美元增加到27.6亿美元。而强制标签制度将显著减少其商业化所带来的利益。
　　今年1月，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作为预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席，黄季焜对推动和发展预测科学的发展满怀信心。他表示，今后两年将在科学基金等资助下，和同事进一步就转基因农作物虫害的抗性及经济影响，主要虫害与次要虫害的动态关系和田间管理优化，消费者接受程度、决定因素及其对农业生物技术发展的影响，转基因农作物发展与国家贸易关系，生物安全管理与政策等问题开展深入研究，使转基因技术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得到更好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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