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工作通讯  刘明国

春天是一年中最为明媚的季节，但是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年的春天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春天连着夏天，非典之魔阴魂未散。

刚入初夏，高温的天气就迎面袭来，而记者的感受是，人们对疫情的关注比这迅速升温的天气还要热。

面对非典这一人类共同的灾难和敌人，奋起反击的城市巷战早已打起。然而，城市之役激战尚酣，坚决防止非典疫情向农村扩散的战斗号角，又从中央到地方骤然响起。农村保卫战由此迅速揭开序幕，并很快如火如荼。

杀向农村的非典疫情谁人能挡

疫情公开之初，有些人庆幸非典没有殃及农村，也有些人幻想非典能否离农村远点儿，更有些人担心非典离农村还有多远。

4月23日，记者就农村防非典有关情况电话连线了国家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的肖处长,他告诉记者：“详细情况需要向卫生部新闻办了解，但可以肯定，国家对农村的问题非常担心，吴仪副总理几天前到卫生部国家疾病控制中心视察，还专门强调了这个事，但现在看来想要完全阻止SARS向农村扩散难度很大，因为从人口流动的情况来看，城市和农村无法隔开，况且目前流动在城市的农村人口特别多。”

沿着这番话，记者又围绕农民进城打工的情况辗转进行了一番调查。

据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会长陆子修介绍，现在全国常年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有8600万，其中2002年以来新增的就有600多万，全国处于流动状态的人口已近1.3亿，相当于日本的总人口。另外他还介绍，目前流出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来自于农产品主产区的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从流入量来看，全国范围内数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北京为最多，占吸纳农村劳动力总数的76.3%。

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会不会把非典带回农村，是人们最大的忧虑。事实又恰恰向人们昭示，五个农村劳动力流入量最大的省市中，广东﹑北京先后成为非典重灾区。湖北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数量相对并不多的省份，但据记者5月7日从省政府了解的情况，五一期间全省返乡人员，尤其是从疫情较多地区返乡人员已达30多万人，并且每天还在以2~4万人的速度增长。如果说湖北整个4月份因为基本没有险情而让人感觉到神清气爽与风和日丽的话，此时的楚天大地也同样是阴云密布、山雨欲来。

  滔滔“民工潮”犹如汪洋大海，要让其滴水不漏谈何容易。

  可见，防止非典向农村蔓延仅防民工回潮就非常困难。

  对非典入侵农村之路挡是肯定要挡，但能否挡住，人们都在拭目以待。

4月5日﹑15日﹑25日，直至5月5日，关于农民是否有感染非典的消息，流传得相对很少，各大媒体也相视寂然。然而，五一假期过后，北京市代市长王歧山即在新闻发布会上向社会宣布：农民感染非典的，北京已经有9例。

至此，非典已经侵入农村的权威消息正式大白于天下。

非典会不会成为农民心口永远的痛

一段时期以来，世界卫生组织曾多次告诫绝不能让非典流窜到不发达国家，中国绝不能让非典在农村蔓延。

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一位专家说，在大病大疫面前，包括农民在内的弱势群体总是受伤最重的。历史上大规模爆发的传染病，曾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创痛，它夺去了数以亿计的人的生命。公元6世纪，在东罗马帝国爆发的瘟疫肆虐了50年之久，造成上亿人死亡；1348～1351年在欧洲爆发的黑死病，三年时间夺去了6200万人的生命，几乎占当时欧洲人口的1/4；1918年9月～1919年6月，在美国爆发的流感，10个月内造成世界范围内4000万人以上的死亡；1980年后出现的艾滋病迄今已经夺去超过2500万人的生命……这些人中90%以上都是农民和产业工人等穷苦贫困人群。包括具有现代社会典型特征的人类瘟疫艾滋病在非洲等贫困地区和国家更加流行，也反映了这个问题。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解放前，旧中国的农民长期生活在各种瘟疫的噩梦里。解放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和亲自指挥之下，新中国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的群众爱国卫生运动，改善环境﹑消灭四害﹑大搞预防接种，以及控制大规模流行病如疟疾和血吸虫的媒介，很快控制和消灭了当时的各类传染病，全国人民喜得安康，在世界久亨盛誉。然而，2001年下半年，中国的一个村却因为农民的健康问题，又几乎在一夜之间传遍全球。这是一个艾滋病村，全村在近十年中有接近一半的人以卖血为生，卖血人员中有近一半的人因为血头采血不当而染上了艾滋病。

对此，这位专家说：“一个艾滋病村的问题虽然面积远没有旧社会的那样大，但在现代社会这个数量已经不小了，关键是性质严重，从始至终近十年之久，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悲哀，不能说不是农民心口一个永远的痛。试想，城市是绝对不会出现数以千计的人去以卖血为生，也绝对不会出现长期违规采卖血而不被制止的现象。”

他还说，现在大敌当前，会不会出现非典在农村大流行，或者出现继“艾滋病村”之后的“非典村”很是一个问题。

人之初，性本善。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盼望着农村能够免此劫难。可是，有的时候越是善良的愿望越是容易受挫。在北京农民非典疫情公布以后，全国其它地方农民患非典的公报也立即公布出来。5月8日，山西省卫生厅发布的最新非典疫情公告，第一次将新发现确诊和疑似病例的身份同时公布。当天发布的疫情公告显示，新发的1例临床诊断病例系阳高县龙泉乡张小村的回乡民工。另据确切消息，在此公告之前山西省已经出现了农民非典病人数增多现象。早在5月2日以前，该省农民、民工非典确诊和疑似病例就有66例，约占该省总病例的35%，其中确诊44例、疑似22例，分布在9个市地的27个县市区。这些病例中，有25位为进城农民工，在做工期间发病住院，另外41人在农村发病。紧随其后，河北省长季允石称，到5月9日，河北省累计报告的确诊和疑似病例达265例，其中，农民45例，占17%；民工42例，占15.9%。内蒙古自治区非典防治工作指挥部发布的疫情专报也称，截至5月8日，内蒙古报告的非典和疑似非典病例中已经有46例农民，全区非典疫情有向小城镇、农村蔓延的趋势……

脆弱的农村防疫体系怎只是一个“钱”字了得

农村防非典，自然而然人们就会想到赖以保障的农村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建设问题。卫生部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农村的防疫体系现在可以说存在三大问题：一是财力不足。各级拨款很少，甚至于长期没有拨款。属于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儿草型的；二是物力不足。很多地方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设备，检测手段落后，有的设备锈迹斑斑，有的根本就没有设备可用。其它辅助的防疫物质更是难以提及；三是人力不足。多数的县级防疫部门人满为患，超编严重，看起来人多，但主要是吃闲饭的人多，没有实际本事，真正有本事的人被一些硬塞进来有后台的人拖着、吊着，没工资拿，没积极性，也都人浮于事。乡镇防疫多数地方都是由乡镇卫生院承担，卫生院下边设防保组，一般就一两个人，不要说没有拨款、没有收入来源、没有设备、没有工资，就算有又能怎么样，一个乡镇少则几万人，多则十几万人，根本无法照应。而在更多的地方，村级基本上就没有防保这档子事儿。”

在调查采访的过程中，记者了解到各级对卫生的投入确实很少。据国家统计局和卫生部有关方面提供的数字，1991年到2000年我国卫生费用总构成按政府、社会、个人三块，其负担比例分别为1991年政府占22.8%，社会占38.4%，个人占38.8%，1995年政府占17%，社会占32.3%，个人占50.3%；2000年政府占14.9%，社会占24.5%，个人占60.6%。国家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1991年占2.3%，2001年占1.71%。其中，以1990年为例，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3.5%，人均医疗费为11美元，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4%和3%左右，甚至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支出。

财政预算本来就少，但到不到位还是一个问题，真正有多少能用到基层和农村贫困地区更是一个问题。据世界银行专家对中国近11年来的公共支出的分析显示，中国公共开支的分配向富裕区域倾斜，而在区域内则向发展最快的省份倾斜。据统计，目前约占中国总人口15%的城市人口享用着2/3的卫生保障服务，而约占85%的农村人口却只能享用不到1/3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

医疗防疫资源短缺的问题不要说乡村，就是县这一级也很严重。山西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我国大陆的第三个疫区，但是，这里的县级防疫站却连基本运转都很困难。啜瑞义是转业军医，1984年就当了山西省清徐县防疫站站长。他记忆所及，县防疫站近20年来只拿到过一次设备投资，是在1986年，用10多万元钱购置冰箱和一些简单的化验仪器。从1999年开始，县财政拨付防疫站的款项就出现了大缺口。比如去年，县财政只给了20万元。防疫站有14名退休职工，就需要21万元。其余的全部由防疫站自收自支。全站的工资加费用，一年要80多万元，所以日子格外紧。防疫站的平均工资900多元，并不高，但到年关，常常发愁开不出工资。今年出现紧急疫情，清徐县防疫站在费用上更显捉襟见肘。3月24日出现首例患者后，财务科长马秀珍立即购置了一批防疫必须使用的白大褂和一次性防护服。4月17日，县里为防疫紧急拨款的2万元到账，才算付了款。

县级如此，山西如此，那么乡镇怎样，其他省份又怎样呢？在四川农村，主要由乡镇卫生院承担着医疗卫生和防疫任务，而其中不少已经形同乌有。以四川广安市的一个区为例，在非典防治工作之前全区60所乡镇卫生院，分散经营的有22所，约占37%。分散经营的医务人员不纳税、不交管理费，甚至不承担法定义务，如预防保健工作、传染病报告工作等。60所乡镇卫生院，仅有七台B超机，两台X光机，其他就是血压计、体温计、听诊器等简单设备，诊治手段十分落后。4月23日，中央电视台对湖北监利的卫生院状况进行了报道，映入观众眼帘的卫生院要么都是六七十年代的设备，要么就租出去让人当了砂场，要么就被卖掉了。

就在本期新闻调查发稿前几天，《健康报》同仁告诉记者：现在因为资金困难，很多地方卖卫生院成风，湖北宜城市去年把卫生院全卖了。据悉，宜城是湖北省襄樊市所辖的一个县级市，地处汉江中游，有居民52.4万人，16家乡镇卫生院总资产2371万元，总负债2811万元，病床使用率连续3年徘徊在7%以下。去年，全市卫生院累计业务收入 1114万元，财政投入实际到位 29．6 万元（仅够支付12名离休者的工资和部分医药费），收支相抵亏损 565万元。所有卫生院人均月工资仅240元。效益最差的勉强发放人均120的最低生活费。工资和最低生话费均不能按时发放，有的拖欠数月甚至一年以上。5月7日，记者拨通襄樊市卫生局马言军局长的电话，证明了此事。

另据卫生部有关方面提供的信息，江苏扬州市邗江区去年以前已将24个乡镇卫生院全部拍卖，其中有20个被整体转为私人经营。根据江苏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会同省卫生厅于最近完成的一项调研表明：邗江区拍卖乡镇卫生院由于没有进行试点就匆忙在全区推开，以致在近两年的运行中出现许多问题，教训十分深刻。不仅农村医疗市场和卫生院管理混乱、合作医疗解体，更重要的是农村初级保健无人问津，农村防保工作严重削弱。据调查，乡镇卫生院由私人经营后，客观上只重经济利益，公益性的事不愿再去做，加之政府的防保经费又不能到位，工作一度处于无人管的状况。

谈起抗病就谈起了防疫，谈及防疫就会想起防疫条件。一时间，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到了资金上，而首师大的一位教授对记者谈了这么一个观点，他说：“现在很多人一味地指责政府钱给少了，钱固然很重要，但构筑防疫体系绝不只是一个钱的问题。没有给钱是因为我们原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说明我们的决策系统存在故障，决策系统存在故障又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是一个，而是很多，十分复杂。出了问题也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政府头上，实际上，在非典之前，卫生这个事全社会都没有真正重视。比如，最近，我看了很多资料，近些年来，除了卫生部门自己，连专门研究卫生问题的文章就很少见。一些很权威的社会与经济学家，被说成是‘把嘴贴在领导耳边，双脚站在群众中间’的泰斗级专家，也始终都把群众最关心的这个人命关天的大事给忘了。所以，大家都有责任。现在有很多问题要讨论和解决，但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更重要的是怎样抓紧筑起抗非典的长城，而非争论和指责。”